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黄瓜王”的侯锋病重卧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女儿多次想把他接去条件好一点的房子住，可他一直不走。他和妻子住在一栋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寓楼里。这楼当年是在他主持下建成的，就在天津市黄瓜研究所背后，他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先后居住于此。

　　黄瓜研究所研究员李淑菊记得，在侯老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其外出时，他每周都会让人用轮椅推着自己，去研究所的展室里待上一会儿。那里展示着中国黄瓜育种及蔬菜良种产业化的历程。那里有他的心血。

　　11月7日，中国黄瓜育种事业的开拓者侯锋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上世纪70年代起，天津产的黄瓜种子在全国声名鹊起。80年代时，不少外地人坐着火车到天津购买种子。出租车司机在火车站拉活儿时，常有乘客一下车就赶着去“黄瓜研究所”排队。

　　当时的侯锋，称得上是中国黄瓜育种领域最亮的星。他是中国1949年以后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一辈子都在研究黄瓜。他1969年-1981年间培育的“津研号”系列黄瓜品种，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前黄瓜生产面积不断缩小的状况。这些黄瓜品种，亩产量从2000千克左右提高到4000千克，适合中国各地栽培，至1983年已种植到30个省级行政区，栽培面积占露地黄瓜总面积的80%。黄瓜也由昔日的“细菜”变成中国菜篮子工程中的主要项目之一。

　　时至今日，在与跨国种子公司的激烈竞争中，中国人自主研发的黄瓜种子占了90%以上的国内市场。

　　在天津市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杜胜利看来，侯锋走出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做了很多‘开天辟地’的事”。

　　刚工作时，侯锋作为天津市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技术员到郊区搞调查，当时成片的黄瓜地被霜霉病、白粉病侵蚀，绝收的农民站在田埂间束手无策。这个情景对他触动很大，从此他埋头研究解决黄瓜病害问题。

　　侯锋待在地里的时候，没人能分出谁是农民，谁是搞科研的。天热的时候，他穿着背心就下地干活儿，一身汗、满脚泥。他的妻子吕淑珍也是一名研究员，挑起粪桶就在地里忙活。

　　在黄瓜架中间，侯锋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为了弄清一个数据，他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观察、记录。有时候大棚里温度超过40℃，他就在肩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湿透再拧干。给黄瓜授粉时，他头顶着烈日，蹲下又起身，枯燥的动作不知道重复多少次。

　　干农活、跟农民打交道，是侯锋团队每个成员的必修课。杜胜利留学回国刚来到这里时，“黄瓜大王”侯锋已经名声在外。“喝过洋墨水”的杜胜利第一次跟着侯锋来到实验田里考察，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研究者卷起袖子就干起最脏最累的活儿，“其他人没什么说的，都很自然地跟着一起干。”

　　杜胜利渐渐发现，“他就是从这里培养人。”

　　育种专家李加旺当年从南开大学毕业来到天津市农科院蔬菜所时，是所里最年轻的一位成员。吕淑珍常嘱咐他，“你要多走路，在地里勤转转，多看看，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受累，必然有收获。”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苦心钻研，侯锋带领团队逐步攻克了黄瓜霜霉病、白粉病、枯萎病等几种病害的难关，解决了黄瓜低产、多病的难题，改变了我国黄瓜生产的落后面貌，共培育黄瓜新品种20多个，全部投产。

　　为了让科研成果转化成农户实实在在的产量和收入，侯锋还主持建起黄瓜良种繁育基地，在全国建立了良种销售推广网络。他请来各地的专家做顾问，帮农民解决种植期间的各种问题。他总说，育种就是要让老百姓用上。

　　而这些做法，在当时却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举动。文革期间，侯锋被批为“牛鬼蛇神”，可他一边改造、一边搞试验，1969年选育出津研1号黄瓜，随后又相继研制出该系列多个品种。

　　1978年，侯锋从全国科学大会捧回了津研1、2、3号黄瓜新品种的奖状。1984年，诞生于“牛棚”的“津研号”黄瓜抗病配套新品种，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上世纪80年代，鲜少有人愿做科技成果转化，侯锋把山东的育种基地做到全国规模最大。有人甚至为此去向上级反映，认为这是不正之风。

　　直到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给侯锋卸下压力。他立即申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实现“经济自立”的天津市黄瓜研究所。他对大家说，“我不要国家一分钱，要让农民种好苗，能丰收。”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曾称其为“科研攻关与体制改革的典范”。

　　研究所早期经费不足，但侯锋并不吝啬在科研上花钱。杜胜利在国外学的是生物育种技术，当时该技术在黄瓜育种领域尚属空白。侯锋鼓励他，“多花些功夫，搞点基础性的研究”。他曾批准花“巨资”购买研究设备，并告诉杜胜利，“你就做这个，不用担心别的。”

　　这让杜胜利下定决心向单倍体育种技术发起冲击，这条路一走就是10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中国黄瓜的单倍体技术终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平均育种年限缩短了3年以上。据统计，应用这项技术开发出的津优401、津优409、科润99等黄瓜品种，每年可为农民创造产值10多亿元。

　　2001年，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首度颁发，侯锋是第一位获奖人。他当即将奖金捐赠给天津市农科院，设立了“侯锋青年科技奖励基金”。

　　李淑菊得过这笔奖励基金，那时她刚入职不久，感到对自己的鼓励非常大。她研究生毕业刚工作，就被委以重任，参加国家攻关项目。当时黄瓜的黑星病让人困扰，李淑菊和同事们钻研出了黑星病鉴定技术，“侯老师特别高兴，一开会总是表扬我。我也很高兴，就在这行干了一辈子。”

　　在李淑菊的印象中，侯老师从没发过脾气。因为育种工作不能间断，侯锋周末也需要到试验田里查看，很少有休息日。她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周末，要去天津蓟州山区的大棚里看苗，有同事请假，侯锋也不说什么，依旧顶风冒雪出发了，回来已是深夜，“以后大家都很少为自己的事情再请假。”

　　李加旺最后一次见到侯锋，是他路过侯老家的公寓楼。当时，侯锋被两人搀扶着站在门口，李加旺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侯锋已无法开口。“他一直盯着我，眼神里有很多话”，李加旺觉得，老人的眼神就像很多年前他站在田埂边的眼神一样，像种子，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