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合唱团部分成员合影

　　姚惠荣（左一）在“知青家园”

　　“知青家园活动中心”的展板

　　小区二楼售楼处的“知青家园”

　　知青合唱团部分成员每周一参加活动

　　北大荒知青在这里抱团享老

　　小区二楼售楼处的“知青家园”

　　50年前，成千上万平均年龄16岁的北京知青，一起坐着火车去了黑龙江，在建设兵团里野营、拉练、干农活。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那里曾经被称作北大荒，是中国的东北方。在那里留下将近10年青春的知青们，被称为北大荒知青。

　　50年后，上百位平均年龄60岁的老知青，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区里抱团享老，唱歌、跳舞、集体旅游。那里位于北京的西南方向，他们互相照顾，彼此磨合，有快乐，也有矛盾。

　　从年少到年迈，从北京到北大荒再到北京，他们最终依然选择了集体。

　　快乐与矛盾

　　当初一同在北大荒寒冷冬天里“抱团”的人们，如今老了，换了地方，换了方式。

　　“唱《红五月》，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相声演员孟凡贵也是北大荒知青，他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介绍，老知青聚在一起时回荡在房间里的通常是什么歌。孟凡贵也在那个小区安了家，跟老战友一起抱团，享老。

　　这里离北京市区挺远，从二环路坐上公交车，向着西南上高速，走一个半小时。等周围几乎再看不见高层建筑时，眼前就只有这一个小区，还拥有20层以上的楼宇。

　　“跟老战友聚在一起，有的聊，就连吵架都能吵到一块儿。”吵架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生活习惯不合拍，有观点上的冲突。有时，甚至只是因为想起了当初谁的连队睡的是床，谁的连队睡的是地窨子。姚惠荣是这群人的牵头人之一，“或许我们就是喜欢集体生活”。

　　2014年8月28日开始，这群退休的老人陆续搬进小区，那时，小区所属的社区还没成立居委会。

　　他们第一次参与的大型活动是在窦店民族文化宫，那是2015年9月，北大荒兵团的战友们一起上台大合唱，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到抱团的第三个年头，每家做两个菜，摆了一屋子，大伙儿像吃流水席，孟凡贵负责给大伙儿讲民俗故事。

　　抱团享老的意义，不只是在零零散散的活动中一起笑一起唱，更多是洒在生活里的细碎。好些人家互相搁着旁人家的钥匙。谁若是生了病，大伙儿一起关照。

　　姚惠荣守在售楼处二楼的知青活动中心，有人挤进这间屋子，找她倾诉跟邻居吵架的不快，或是吐槽对他人生活习惯的不满。有的人想出什么新的活动点子，也推开门走进这间屋子。还有商户钻进来，把印着广告的宣传品往门边一塞，想借抱团知青这个群体搞营销，姚惠荣会直接把东西推出去。

　　还有两口子闹离婚，也在这间屋子里摞下了狠话，姚惠荣帮着调解。“在家里打我管不着，在这个屋子里打，就关我的事了。”她在心底给自己设了条线，线就是这间屋子的门槛。只要踏过线说出的话，她觉得，就归自己负责了。

　　抱团的老人时不时聚个会，智能手机普及了，键盘换成触屏，彼此间最快的联系方式变成微信。知青家园的老人组了微信群，还定了群规。

　　头一条规则就是要“传播正能量”，他们回忆从前的兵团生活，群规里又加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就是“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还规定“禁推销防上当”。他们聚会时从不喝酒，既“减少不安全因素”，又养生。

　　用孟凡贵的话说，养老生活秉持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健康为中心，活得潇洒一点、糊涂一点。尤其是第二个点，“有些事儿你别较真儿”。

　　他们的“知青家园活动中心”，从2014年8月底开始，每天都有住在这里的北大荒知青战友轮流值班，“为战友们义务服务”。这项规定直到去年年底才取消，因为有的战友70多岁了，“照顾大家身体状况”。

　　但姚惠荣还是习惯没事儿就在这间屋子里守着，免得有老知青来敲门屋里却没人。有时中午累了，她就在沙发上眯瞪一会儿。

　　正如50年前在北大荒时一样。“每个人的生活条件不一样，有的人生活好点，有的差点，每个人的站的角度和工作环境不一样。”姚惠荣解释。

　　春节到了，抱团知青决定集体挂红灯笼。灯笼是各自买的，有人买的贵，100多元一个，有人买的便宜，几十元一个。便宜的灯笼一点亮，薄薄的红色外罩发白，特别显眼。

　　姚惠荣建议换俩红灯泡。但买这个灯笼的人决定用红油漆给白灯泡上色。漆过的灯笼光却被挡得结实，烤热了还掉漆。挂在一群红灯笼里，更显眼了。

　　“其实，只是有人不乐意在这件事上花钱，在别的事上就乐意，消费理念不一样。”姚惠荣说。

　　逢年过节，大伙儿组织团购保洁服务一起擦玻璃，尤其是楼层高的人家，自己擦不安全，价格是一户人家120元。

　　有一家人想自己擦，不到100元买了个擦玻璃器，没想到费了半天劲，玻璃没擦好，机器和纱窗都弄坏了。60多岁的人折腾了半天，最终花了6000元换了坏掉的纱窗。

　　“得包容，各种各样的理念都有。我在这儿好几年，磨了自己的性子。”姚惠荣说。

　　去年这个时候，几位当初牵头的人，包括孟凡贵，一起去辽宁卫视参加了一档节目，聊抱团享老的事儿。主持人是梁宏达，私底下同他们聊天，问姚惠荣：“老同志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哪儿那么容易抱团？不会互掐吗？不会打着打着就散了吗？”

　　姚惠荣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这个您跟孟老师说吧。”

　　等节目开始，聊到后面，梁宏达也忍不住说：“我40岁，现在我们几个大学同学就在议论，将来我们老了怎么办？是不是在海南也买个房子，住在一起养老”。

　　“他算是认同我们的观点了。”姚惠荣说着说着，笑了起来。

　　北大荒与北京

　　50年前的8月，北京知青陆续出发，前往北大荒。当时的北京南站还叫永定门火车站，平均年龄16岁的年轻人塞满了一列又一列火车，每人都得到了一身军装。

　　起初，大家“都很高兴，打闹成一片”，火车出发那一刻，有人开始哭。车开了一阵之后，年轻人又推搡着热闹起来了。“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不懂这一去，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

　　50年前的往事，老人一回忆就停不下来。

　　姚惠荣记得，兵团的孩子下乡一年多刚有了探亲假，有战友从北京带了绿豆糕回去。

　　一个宿舍住37人，睡大通铺，姚惠荣用双手反复比划“每人80厘米”，褥子都得窝着。炕后边有长长的木架子钉在墙上，搁着各自的东西。半夜，有个战友摸黑拿肥皂，切成小块的肥皂掉落在炕上。绿豆糕的主人睡得正迷糊，拿起来就咬了一口，惊醒了，起来站在门斗前漱口。

　　“肥皂是因为舍不得用，才切成小块，像绿豆糕似的。绿豆糕也是舍不得吃，才藏在上面。”乐了一会儿，姚惠荣又感慨。“摸着黑，是因为北大荒的蚊子太大了，根本不敢开灯。三件事儿赶一块儿了。”

　　知青记忆里的北大荒，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比他们后来再回去感受到的要冷得多。胸腔里的热气钻出鼻孔，喷在北大荒寒冬的空气里，蕴出一片白雾。

　　16岁的姚惠荣平时穿37码的鞋，在北大荒换成了41码，鞋里塞满乌拉草做的袜子才能抗冻。

　　她坐的那趟列车是1969年8月14日出发的，火车穿过华北平原，向着北方那片黑土地而去，8月16日开到了黑龙江。他们原本要去的是黑河的最北边，前方下暴雨，铁路塌方了，就地下车，前往北安市赵光镇，在赵光农场住下了。赵光，是一位烈士的名字。

　　“幸好当初没打仗，不然都得上战场。”姚惠荣说，语气里带着几分庆幸。

　　宿舍里挤得满满当当，左右两边都是炕，仍然住不下这些孩子。东北林木多，砍来厚厚的木材在炕上加一层板子，又能睡下一排人。姚惠荣睡在下铺，上面的人一翻身，木板嘎吱嘎吱响，不断有木头渣子掉在她脸上。

　　“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个睡在上面的，早起四五点，怕冷不想出被窝又想上厕所，憋不住，在上面就尿了。”

　　她饶有兴致地描述记忆里的事，比如兵团组织歌咏比赛，参赛的女孩把东北最常见的红花绿叶被面裹在身上当裙子，唱一半被面掉了，没捡起来就羞着跑了。比如男生的合唱团，用钢笔当指挥棒，甩着甩着甩出了墨水，前排人的脸都甩花了。

　　那次比赛女知青拿的奖多，男知青不服，半夜在宿舍里唱歌，脸盆水缸敲敲打打，把对面营里的女兵吵得睡不成。第二天去食堂打饭时，女知青又乐了。男生的铁饭盒、搪瓷杯子，被敲得瘪了漏了。脸盆接了水，盆底就像花洒。

　　兵团是部队编制，姚惠荣在后勤食堂工作，7个人要管连队好几百人的饭。一个豆制品过敏的上海知青让她印象深刻。那小伙子叫李久胜，每次打饭都不吃豆制品。大豆是那时东北常见的粮食作物，姚惠荣并不知道过敏的严重性，还以为这人挑食不好伺候，故意往他的馒头里掺了点儿豆粉。

　　“这个坏主意是我出的，那时候真是不懂事。”姚惠荣感慨。

　　李久胜中午吃了豆粉馒头，下午就去看急诊了，上吐下泻。等李久胜回来，直接去食堂找姚惠荣了。

　　“当时给我吓得，以为他要来打架，结果他说，那个馒头他一拿起来，就闻到了豆子的味道，也猜到是我使坏。可他自己也想试试，到底能不能吃一口。”

　　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时不时会打起来。姚惠荣最看不惯在食堂水井边上洗衣服的人，带着泡沫的脏水流到井里。甚至还有在厨用水井旁洗澡的。

　　当初的种种友好与不友好，都在50年的漫长岁月里，变成了如今彼此拿来打趣的故事。姚惠荣拿出手机，翻到李久胜不久前发给她的消息。李久胜在扬州，刚给她寄了特产白桃。

　　还是这个李久胜，曾经因为想家，在男女知青营房中间的小树林里，抱着树嚎啕大哭，边哭边用上海话喊“妈妈”。两边营房都听到了哭声，没多久，哭声像传染一样席卷了整个营房，连成一片。

　　连长来了，想“劝劝这帮孩子”，喊着“知道你们想家了，让食堂做加班饭，给大伙儿煮热汤面、阳春面”。那时兵团很少做面条，食堂里没有压面机，好几百人的面条，都得拿手擀出来。

　　兵团的知青也有偷跑的。有个男生“真走了，穿着单棉鞋就走了”，那个男知青沿着铁路，以为一直走就能走回家，等他被找到时，脚已经冻坏，“截肢了”。

　　抱团与孤独

　　姚惠荣在北大荒的兵团里待了8年，她能回北京是因为一场大火。

　　那是个冬天，十一连一位知青的蜡烛点燃了草编的营房。姚惠荣所在的七团一营三连离着火的营房不远，隔着夜色远远能看见火光。有人骑马来了，招呼大伙儿去救火。

　　姚惠荣对那个夜晚最深的印象是冷，她跟着一起去救火，站在一个水泡子旁边，不断用水桶舀水，再接力式地传递给旁边的人。

　　这个机械的动作她一直做到大火扑灭，实际上，她认为火是“自己烧完的，周围没有可燃物了”。

　　火灭了，没有人员伤亡，大伙儿准备回连队。可姚惠荣发现自己走不了了，她一直站在河边，三斤半的棉裤湿透了，把她下半身冻在了河边的地面上。

　　排长找来镐头，把姚惠荣腿上的冰一点点敲开，借了辆老牛车，把她拉回营地。第二天，姚惠荣被送到医院，确诊为神经应激性质的关节炎，“在当地治不好”。

　　她就这样回京了，吃着当时5分钱一包的武力拔寒散，膝盖上“拔”出了水泡。那时，她很害怕以后再也站不起来，幸好病慢慢治好了。

　　“我现在平时都带着腰围子，我们很多荒友都有腰肌劳损。”她拍了拍自己的腰。

　　直到她慢慢上了年纪，当初的8年兵团生涯，又有了新的意义。

　　十几年前姚惠荣没退休时，被选为区人大代表。她开始频繁接触社区的老同志，也开始接触属于老人的“孤独”。

　　她在中午11点半接到社区里一位老人的电话。“姚代表，你12点上我们家吃饺子，我包的芹菜馅儿的”。她去老太太家里客客气气吃饺子，吃完就走不了了，老太太有很多话要对她说。

　　那位老人的丈夫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子女也不在身边，老太太初来北京，几乎谁也不认识。姚惠荣打起精神，边听边琢磨，“这哪是叫我来吃饺子，这就是找人聊天”。

　　她还接触了一对老夫妇，80多岁了，家里4个女儿只在周末回去，有6间屋子的大房子安静极了。这对老夫妇问姚惠荣，你北大荒战友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那些没有房的，收入困难的，能不能“叫来我们这里住，一个月给500块钱房租就行”。做饭收拾屋子有老夫妇的保姆负责，入住者“会玩麻将就行”。

　　姚惠荣组织了6对60岁左右的夫妇，一起去老夫妇家住了两天，然后问他们谁愿意留，没人应承。

　　“老人毕竟80岁了，人家五六十岁的还能玩得动，能各处走，谁陪你老同志玩。”那对老夫妇请保姆都只要会玩麻将的，还总邀请姚惠荣去家里玩。刚开始她还想，这家人真好，后来她明白过来，“他们很孤独”。

　　这种孤独，对当时还没上年纪的姚惠荣来说，不过是别人的故事，她并未被孤独直接击中。她有能在一起凑热闹的朋友和同事，退休头几年，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留学生讲课。

　　她的一位朋友曾抱怨自己的婆婆，那位朋友是一家私企的负责人，公公去世了，和婆婆同住。朋友每天工作极忙，回家后累到只想“在床上躺会儿”，却偏偏被婆婆追着聊天，聊的不过是街坊邻居如何如何。这位女强人一度被追着躲进厕所，婆婆甚至会“堵在厕所门口继续聊”。

　　直到十几年后，姚惠荣退休了，有一天女儿下班后来看她。姚惠荣突然觉得有一肚子话想对女儿说，她追着女儿聊天，直到孩子进了卫生间，她就在门前等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细想想，其实都是些琐事。

　　“妈，你能不能让我上完厕所，你再踏踏实实跟我聊？”女儿隔着门问她，又告诉她，“你们这些事我不关心。”

　　姚惠荣一下子想起多年前朋友的故事。

　　“我明白我老了，需要倾诉对象，需要有人听我的故事，听我说话。”她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

　　她也发现，自己一肚子的故事，并非跟谁都愿意说，说了也并非谁都愿意听。从北大荒回来后的几十年里，她工作着，忙碌着，认识了更多人，去过更多地方。年纪大了得出结论，最处得来的，还是年少时有着共同经历的那群人。

　　两个老知青第一次见面，一问身份，都是当初在北大荒当过兵的人，彼此间的氛围立刻不一样了。声调高了，语气近了，就算当初不是一个连的，也不妨碍聊起那些过去的事。

　　1990年春，有老知青在北京策划了一次“魂系黑土地知青生活回顾展”。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的北大荒知青组织过一次大聚会，参与者超过3300人。姚惠荣就是在那次聚会上，知道了有“北大荒知青志愿者委员会”这么个组织。

　　网络也让这些老知青有了新的沟通方式，一位战友建了个“知青家园”网站，陆续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们，开始“打开电脑，学会打字”。

　　孟凡贵写了一篇《笑谈兵团青春岁月，喜度人生苦乐年华》，总结了“69届”老知青的大半生，又把这段日子与网络时代的碰撞，形容为“既然边疆吃过苦，再吃一次算什么？咬牙向前追，小学生不掉队”。曾经在冰天雪地里摸过枪的手，开始跟键盘上的小方块作斗争。

　　知青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想法，要“珍惜眼下的生活”。姚惠荣想起了那些没能“全须全尾”回来的战友，被铡草机伤了的、大火烧伤的、煤气熏死的、冬天挖沙子被沙子拍死的、挖煤出事的……

　　“我们能健康活着呢，虽然多少有点儿病，三高也好，其他病也好，起码没断胳膊断腿，能一起抱团享老，挺好。”她说。

　　集体与个体

　　2013年，姚惠荣的堂妹在北京房山区窦店镇一个小区买了套房子，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3万元左右，小区是花园式的，环境优美，电梯入户的9层小楼，房间朝向也不错。姚惠荣觉着合适，况且“跟亲戚住一个小区能有个照应”，也跟着买了一套。2014年入住之后，她邀请了20多位“荒友”去新居玩，孟凡贵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里，陆续去她家做客的荒友，加起来有100多个。其中，动了在这个小区买房心思的就有17个。姚惠荣干脆去找孟凡贵，请他出面帮着牵头，“大伙儿团购买房”。

　　“说是买房，也不只是买房，其实就是我们想在一起抱团享老。”姚惠荣想借着孟凡贵的“名人效应”跟开发商谈谈价，毕竟“这么多人一起买”。

　　孟凡贵对这事儿也很上心，那时他住在回龙观，距离房山车程将近3小时，前前后后去了4次。他跟开发商聊北大荒知青的故事。许多战友都还住着没电梯的老房子，“腿不好，腰不好”，爬不动楼了，孩子往往也没法在身边天天照顾着。大伙儿想要住在一起，每天早上彼此问一句，有事也能互相搭把手。

　　小区的开发商答应以最优惠的价格，把房子卖给这些荒友。卧室原本就设计有紧急按钮，又专门为这两栋楼装了户户对讲机，配备护理专车，售楼处2楼专门留了一间办公室，给荒友们做活动中心。

　　到最后，就连孟凡贵也在这边买了房子，搬到了房山，跟几十年前曾经同吃同住的老战友重新住到一起。还有几位老战友，一时买不起房子，宁可租房也要搬到这个小区里，跟大伙儿一起住着。

　　最终，在这个小区买房的老知青有百来户，常住也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的大约40多户。不少荒友想搬来和大伙儿一起热闹，却没能实现。

　　这样的事儿发生过好几回，一个老知青想买房子，咨询的当天态度“特别坚决”，当场把4万元定金都交了，由于只收现金，还开车去银行取了钱。有人劝她“买房不是买白菜”，一定考虑好了多看看。

　　第二天这位老知青改了主意，房子不买了，定金也退了。姚惠荣后来才知道，这位老知青的孩子觉得母亲“太自私了”，为了抱团享老非要卖掉一套房，钱不留着给自己创业，还要去房山再买套房。

　　最终，母亲没能拗得过孩子。

　　姚惠荣知道是这个缘故，心里冒出了“啃老”两个字。“这些独生子女，这么理直气壮？”她感慨，“惯的”。

　　离市区太远、附近没有好学校、需要老人帮忙带孙辈……她能举出好几个子女不同意父母来房山抱团享老的例子。

　　当初想要逃离的集体生活，如今成了不少选择抱团者的向往。15万北大荒知青在50年中各有际遇。有成名成家的，也有生活困顿的，更多的“东西南北各奔前程”。大伙儿对知青生活的回忆，也各不相同。

　　有老知青感慨，“知青生活的经历，运笔成刀一般地撕开给人看……不管有着寒意或者带有暖意”。

　　经历了回城后上学、单位改制、工作调动直至退休，如今走到“人生大戏最后的舞台上”，最令人怕的，似乎反倒是孤独，是过往的一切得失喜怒，再找不到人理解、分享。

　　最终，这种对孤独的惧怕，使得历经“50年的等待后”，其中一部分人，选择“携手同行”“走向属于我们的夕阳红”。

　　养老与享老

　　“跟兵团战友特别有感情，有话聊。”姚惠荣反复地说。50年前在漫天冰雪中积累的战友情，如今随着他们逐渐老去，变得越来越深。

　　王建国是没能和姚惠荣等老战友抱团享老的人之一。坐上知青专列时，16岁的他个头才1.47米，差点被拦着没让上去。他家6个孩子，他是老四，抢吃的不占优势，经常挨饿。到了北大荒，他顿顿大馒头往嘴里塞，个子才开始往上蹿。

　　王建国在35岁时被确诊为脊髓空洞症，坐上了轮椅。他的妻子也是北大荒知青，从那时起开始照顾王建国，一晃30多年。姚惠荣觉得，如果不是有那分战友的感情在，说不定两人已经离婚了。为了离医院近些，王建国两口子住在市里。

　　北大荒建设兵团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一共6个师。用姚惠荣的话说，北大荒知青接受“正规训练”，过的是“集体生活”。那些部队编制的特性刻在他们的生命中，在他们年迈之后，重新显出了痕迹。

　　“特别认同这种抱团的模式。”每次集体活动之后，姚惠荣都要写一篇一两百字的总结，发到抱团享老群里，给大家分享和汇报活动内容，点名表扬作出贡献的人。几年来所有的活动，她都留存了照片和视频。

　　每周一下午两点，是知青合唱团活动的日子。孟凡贵偶尔会参加，手一推开门，就能听见有人喊“孟哥”。

　　姚惠荣把一个大西瓜放在活动中心的桌子上，大伙儿唱完歌，话题从当年谁在哪个连谁和谁认识，说到最近的演出谁唱哪一段。没一会儿，桌上只剩下西瓜皮。合唱团的指挥被大伙儿戏称为“政委”，她的爱人负责拉手风琴伴奏。

　　当地社区的居委会去年年底成立了，最近，来一起唱歌的退休老人渐渐多了，有些并不是知青，辗转听说这样一个合唱团，也想凑个热闹。姚惠荣答应了，“当然可以”。她嗓门儿大，据说是在北大荒那些年养成的习惯。她打算把合唱团规模做大。

　　每周四下午，大家到一位专门装了卡拉OK设备的荒友家唱歌，唱《我和我的祖国》《祝祖国三杯酒》，也唱《相约在北京，相遇在房山》。

　　“我们有体育比赛，弹球、拍洋画、推铁环，接东北嘎拉哈。”孟凡贵在节目里连说带比划地介绍抱团享老的生活。

　　这里不久前还进行过一次义诊，宣武医院的专家“请来20多位”，给小区里住着的老知青看诊。四十来户经常聚会的人家还会按月轮流请客。

　　百来户知青在这个小区里买了房，真正住下来的没多少。每周一去售楼处活动中心唱歌的人就更少了。也就二三十人，都是“家里没什么事”的。

　　没事的都差不多悠闲，有事的各有各的忙乱。有的家里老人还在，病痛缠身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有的兄弟姊妹病了，也得他们顾着。

　　一位知青提议，把“抱团养老”的说法统一改成“抱团享老”，享受的享。“咱们刚60多岁，还不叫养老呢。”他们自驾游，全国各地走，有时组织上百人一起去玩儿，有时就几家人三三两两地一起。

　　到今年8月28日，抱团享老的北大荒“知青家园活动中心”就成立4周年了，姚惠荣还没想好怎么庆祝。

　　最终她决定低调行事，毕竟，比起北大荒知青下乡50周年，更重要的，是“‘十·一’要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