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6日，贵州贵阳，郭刚堂骑行贵阳寻子。他是电影《失孤》人物原型。视觉中国供图

　　2018年5月29日，郑州，来自全国23名被拐儿童的父母和亲属在火车站西广场上寻子。视觉中国供图

　　扑克牌上的寻人启事。视觉中国供图

　　2013年5月2日，福州，一辆“寻子车”的车身。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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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度消失，不是多难的事情。这一点，那些被匆忙张贴的寻人启事足以证明：

　　怀着求职愿望的年轻人不幸走进了虚假的劳务市场；17位越南籍的暗娼在中国南方等待接客，等来的却是伪装成嫖客的人贩；13岁少女与母亲吵架后离家，在网吧躲了两天；家庭的一次日常交谈中，父亲批评儿子“大脑植入芯片”的想法不切实际，不被理解的孩子选择了离家出走；失忆的老人在离家几百米的车站迷了路……

　　这其中，一名新生儿的经历颇为独特。为他接生的产科医生宣称他患有梅毒，说服他的父母签字“自愿放弃”孩子。当晚，他被从陕西卖到了山西，成交价是人民币2.16万元。随后，他又被转手以5.98万元的价格卖到河南。用这种方式，陕西的产科医生张淑侠总共贩运了7个孩子。她以这些幼小的生命换回厚度不等的纸钞，价钱最低的是1000元。

　　整件事情中，唯一毫不知情的是那个在3个省份之间被出售了两次的婴儿。他在半个多月后获救，家人为他取名“来回平”——“来回平安”，庆祝他的失而复得。

　　即使在所有失踪人口中，来回平都称得上是平安的：被产科医生卖了1000元的那个孩子在贩运中死去，遗体遭到抛弃。另一些类似事件中，孩子们是在睡梦里被人偷走的。当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被人从被窝里抱走时，他的母亲和曾祖母听到了动静，她们都死于刀下。

　　更多时候，一个人的失踪，换回的是是细水长流的悲剧：骨肉分离，家庭解体，命运流转。

　　2014年，山东的一条渔船载着15名船员赴南海打渔，在海上失去了踪迹。随后的2～4年里，青岛海事法院至少完成了5份宣布失踪或死亡的文书。文书的申请人是这条船上不同船员的母亲、妻子或兄长。

　　根据法律，“公民下落不明满两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一张法律文书，正是“失联”与“失踪”的差别所在。

　　湖南省常德市有这样一个令人怜惜的女孩：父亲在她不满7个月大时患病离世，3日后，她的母亲离家出走。当她长到3岁，她成了这种法律文书的当事人——祖父代表她向法院申请宣告母亲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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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并没有全国性的失踪人口数据、信息系统。社会的不同角落——电线杆、十字路口和互联网，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寻人启事。

　　民政部管辖的社会救助站里，掌握了一部分走失人员信息，最权威的失踪儿童信息平台则归属公安部。一个用于救助，一个用于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二者存在小范围的交集，但都不够全面。举例来说，一位普通成年人的消失，就可能既不在这个系统，也在另一个系统之外。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要推进“信息共享”，这项工作由公安部和民政部负责，另有8个部门参与。

　　民政部发布的信息表明，截至2019年5月，中国大陆共有1623个救助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滞留人员有34805人。但数字总在变动——救助站里永远人来人往。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是一个名为“团圆”的系统，每天通过20多个信息入口发布儿童失踪信息，这些入口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新浪等互联网公司旗下的手机客户端。它由国内6000多个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民警使用，不提供对外下载。3年里，“团圆”发布了走失儿童信息3978条，找回3901名失踪儿童。

　　形形色色的寻人启事总在讲述走失者形形色色的原因：灾难，战争，拐卖，创业失败，父子失和，夫妻反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的一条举措，解释了另一种业已引起关注的可能性：“研究在劳务市场发生的拐卖人口犯罪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

　　“在走失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员工曾华说。他负责这家公司旗下“今日头条”的公益性寻人项目。

　　从2016年2月启动，到2019年7月，“头条寻人”发布了7万多条寻人启事，找回了1万多人，时间最短的只花了1分钟。目前日均找到10到12人。他们追踪了7万多条信息中的每一条，由此建立了一个企业级的走失人口数据库。

　　其中最多的走失者，是18岁至60岁的成人，老年人排在第二位，然后才是孩子。这是最意外的一个发现。2015年夏天，今日头条最初设想的寻人项目，瞄准的是孩子，但有半年多的时间，一个孩子都没找到。这使他们对项目的可行性拿不定主意。

　　直到2016年2月，这里的一个实习生偶然尝试弹窗推送了一条从网上找到的寻人启事，那是在河北走失的一个黑龙江的老人，两名用户分别见过这位老人，并且都联系了家属。此事直接催生了“头条寻人”项目。

　　“老年人走失（的信息）只在电线杆上，它通常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也不会引发公众关心。”曾华说，“哪个孩子不见了，是城市的重大新闻。到目前为止，能够引发全国性关注的走失新闻，全部都是小孩的新闻。”

　　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也认为，公众的注意力过多放在了儿童被拐卖的事件上。“但你很难说，‘爷爷走失’只相当于‘0.5个孙子’走失。”

　　国家在走向老龄化，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在内的老年痴呆症却日益年轻化。2014年就有医学界人士指出，中国老年痴呆症的平均发病年龄为55岁，比20年前的65岁提前了10岁。“头条寻人”数据里，成人走失最常见的原因是精神疾病、老年痴呆症、智力障碍。

　　至于孩子，大都是离家出走，而非被人拐卖。这与警方信息吻合。公安部“团圆”系统里，被拐走后找回的孩子年均只有20人左右。

　　“团圆”上线头一年就有过分析：一年间找回的孩子，离家出走的占了59%，迷路的有15%，以占比9%排在第三位的是“家庭纠纷、债务纠纷等原因不实举报”。浙江乐清有过震动一时的案例：一个男孩消失了，被判刑的是他的母亲。这位33岁的女士在法庭上辩解：丈夫有了外遇，她把孩子藏了起来，只为了考验孩子的父亲。

　　2016年，民政部背景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估算，中国每年大约走失老人45.7万人，平均每100个老人就有2人走失。

　　为此发布的白皮书说，在发达国家，老人走失主要是由于失智而造成。在中国，失智仍是主因，但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是人口流动。“重灾区”不是大城市，而是人口流出地。

　　这项研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救助站的信息并非全部，信息还分布在其他一些平台。为此，研究团队的一个建议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报失和查找平台。

　　“确实需要把信息打通。”徐一龙说，“如果信息流动得更好，问题会解决得更好。”

　　他们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经常是一个一个部门去谈。比如，他们与一些省份的110报警平台合作得很密切，每天拿到一些确切的失踪立案信息，在另一些地区，这样的合作仍有待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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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寻人启事张贴的主要场所已经变了。

　　公安部的失踪儿童信息，是以失踪地点为圆心，向特定半径内的手机用户推送。失踪1小时内，推送半径是100公里；2小时内，200公里；3小时内，300公里；3小时以上，500公里。

　　“原理跟在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是一样的。”徐一龙解释，“思路仍然是，人在哪儿走丢，就在哪儿找人。”

　　“精准地图推送技术”的操作非常简单：设定一个圆心，用鼠标画一个圈，然后寻人启事就会出现在圆圈内的一块块手机屏幕上。

　　一个常常在网络地图上画圈的年轻人形容，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变成一条弹窗信息，这变化像是“马车变成高铁”。

　　“今日头条”每日发布的100多条寻人启事里，来自国家救助体系的信息成功率更高。平均每推送5条来自救助站的信息，就能帮助一个人回家；医院提供的无名患者成功率则超过了27%。

　　据称，“今日头条”的日活跃用户数量目前超过1亿。这使它成为中文互联网世界一个人头攒动的十字路口，一个存在于智能手机里的电线杆。

　　一个为此着迷的实习生，核实过一则电线杆上张贴的寻人启事，推送后成功帮助找回走失者。寻人启事从一个电线杆挪到了另一个“电线杆”上。

　　圆圈的大小，有时是一个街区，有时是一座城市，有时是一个省份。曾华说，在北京、上海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那个圆圈的半径通常会控制在5公里范围内。但在偏远地区，5公里显然不太够用。

　　当然，家属“永远希望画大一点”。有人细心地提出，希望在寻人启事里“制造一些噱头”，比如“悬赏50万元寻人”——50万元是“我和我弟弟和我爸爸的全部积蓄，加上一些贷款”。有了这样的噱头，也许能“上全国新闻头条”，“吸引全省全国人一起找”。

　　还有一位寻找母亲的女儿，她的细心更加令人心酸。她时不时在微信里给工作人员发来一些可爱的表情包，希望对方心情愉快，这样就会把自己的寻人启事往前面放一点，最好是每天都能发布一遍。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只有极少数寻人启事会被重复推送，往往是因为更新了关键信息，比如从监控视频中发现了失踪者最新的位置。

　　寻人团队会尽量防止短时间内在同一地理位置“画圈”，部分是因为，频繁弹窗可能影响用户体验，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看起来总有人走失，容易造成恐慌。

　　多数人希望扩大范围的同时，也有人是矛盾的：要求低调处理，比如，不愿说家属“精神异常”，用“精神恍惚”替代。有些家长不希望公布走失孩子的全名，担心影响孩子的将来；还有学校看到了失踪学生的校服，要求模糊这些信息。一个罕见的案例是：妻子发启事寻找失踪的丈夫，提供了报警证明，男方看到了推送，要求撤销寻人启事。他解释，自己是有意逃避，而不是走失。

　　这支寻人团队遇到过一些他们无法帮忙的请求。比如，一个男子多次上传女友的照片，他们吵架了，她拒绝接听电话。还有人郑重其事要寻找香港的某位名人，因为从新闻上看到此人姓名，坚称按照字辈，对方应该是自家人。最不可思议的是，寻人启事里填写的是人的名字，上传的是狗的照片，当事人急于寻找宠物。

　　有一天，一个女子提供了男友跟另一个女子的聊天记录，想要揪出那位小三。

　　“我想的是，”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回忆，“虽然不能帮你发，但是希望你离开这个‘渣男’。”

　　这位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微信里添加了2000多个寻人的家属，她还同时在200多个微信群里处理来自警方、救助站、陵园、医院、志愿者等方面的寻人信息。有时，她看到一个家属的微信头像换成了“祭奠”的“奠”字，就会默默把有关的寻人启事撤下——无声的死讯。

　　寻人团队目前有30人，大都20多岁，却是每天见证生离死别的人。当这些人中的某一个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对不起，很抱歉没有帮到您”，十之八九，那是又一个走失人口确认死亡的讯息。

　　人找到后，信息也要撤下，但那是令人高兴的时候。有人会送来锦旗或寄来一箱特产。这些互联网公司雇员收到的意料之外的感谢还包括：“感谢你呀，警官。”

　　对有些家庭来说，失而复得不等于喜悦。一个精神病患者终于找到了家，他的弟弟却对寻人团队发了火：“你们‘国家’为什么不养他？”有的老人宁可想方设法回到救助站，也不愿跟子女多待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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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站上传的寻亲信息里，很多人写着“无名氏”。一个男人的姓名位置写的是“罗救118”，旁边则是罗救132、罗救121、罗救127。很简单，2019年7月18日这天，河南省罗山县救助站公布了4条信息，他们都是男性，从40岁到65岁不等。廊坊一片农田里发现的一位精神异常的女人，叫“无名马甲女”，照片上她穿着粉色马甲。代号“临江哑男”的人被发现于一个叫临江的小镇。

　　浙江省衢州市救助站喜欢让人们姓“平安”的“安”。2019年7月15日这天，寻亲系统里增加了19个姓“安”的人：安多多，安歪歪，安河沿，安摇头，安无言，安小眼……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位69岁的老年女性，短发，代号暂时叫“西瓜太郎”。

　　在这些表格里，人们的年龄有时注明是“目测”，但身高看来是准确的——照片里，不少人的身后就是黑白相间的身高测量表。

　　此外，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民间网站，页面上打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交纳一笔费用，才可以发布寻人启事。其中一个付费网站上，有人描述，自己六七岁时跟哥哥一起被拐卖，记得父母做买卖鸭子的生意，祖父母养蚕，院子里有棵橘子树，屋后是七八棵桑树。

　　在深圳，包子铺老板孙海洋把崭新的招牌换下，门脸上写了几个黄底红色大字：“悬赏20万寻儿子店”。一条不会被风吹走的寻人启事。

　　他迄今找了儿子12年。2007年10月9日，他的儿子孙卓被人用玩具车和零食诱惑拐走。

　　儿子出事时，孙海洋的创业刚刚开始，包子铺只开张了7天，他只是抽空在椅子上打个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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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就是一转眼的功夫。

　　“人间蒸发”，经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突然消失。实际上，整个过程与其说像液体变成气体，不如说像水滴融入海洋。

　　江西人肖超华的儿子肖晓松在广东惠州失踪。那是他的第三个孩子。他开了一家服装店，顾客们在忙着试衣服，5岁的儿子出去买牛奶，然后不见了。

　　趁人不注意将婴幼儿抱走，属于“偷盗婴幼儿”，用玩具或零食将婴幼儿骗走，算不算“偷盗婴幼儿”，是个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二者刑罚不同：普通的人口拐卖案件量刑，“起步”是5年，偷盗婴幼儿则是10年。

　　直到2017年起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司法解释，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哄骗拐走婴幼儿，也算偷盗的一种。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这样更符合立法精神，有利于从严惩治拐卖儿童犯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拐卖妇女和儿童犯罪案件的数量，自2012年起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审结了1918件，2013年是1313件，2014年是978件，2015年则是853件。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一个寻人主题的视频节目中说，如今，拐卖儿童属于“零星发案”。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旨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DNA信息库。到2019年7月，通过DNA信息库找到了6100多人，多走失于20世纪90年代。那个年代发案较多而破案手段较少。

　　在2007年，孙海洋打了“110”，得到的答复是24小时之后才能立案。“24小时”也曾是个问题：直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接到儿童及不满18周岁少女失踪的报案，必须立即立为刑事案件展开侦查，无需再满24小时。

　　像他这样早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仍在备受陈年往事的困扰：他们失去孩子的年代，还是打击人口拐卖犯罪的体系并不完备的年代。他们只能把基因放在信息库里，等待一个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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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只在转瞬之间，寻找却会旷日持久，甚至用完剩下的整个人生。

　　1991年，一个叫宋彦智的贵州男孩失踪，被卖到了广东的乡下，找回来时是2016年。隔了四分之一世纪，当年的3岁男孩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当年的父亲已经进了坟墓。

　　在漫长的寻子岁月里，那位饱受失子之痛的父亲宋怀南死于自杀。2006年农历正月初三的傍晚，宋怀南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出了门。他随后跳楼。那句话只有8个字，连遗嘱都谈不上——“我只要我儿宋彦智”。

　　宋彦智曾见过父母的寻人启事，他甚至在网上添加了母亲张雪霞的联系方式，发过自己右手手背上一颗黑痣的照片给张雪霞，但张雪霞的寻人启事里说，黑痣是在左手手背。母子继续做网友。

　　后来的DNA比对证明是她的记忆出了偏差。她的寻人启事写错了，代价是4年。

　　2017年11月2日，广州的法庭里，女检察官宣读一份起诉材料时一度哽咽。她读到了一位叫杨江的父亲自杀的部分——整个案子最痛苦的证据。

　　2005年，杨江的儿子被一个叫张维平的惯犯拐走。他找孩子找到精神崩溃，在2008年又一次赶路途中，趁同行的家人不备，从火车厕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最终，那个人贩第三次因拐卖儿童罪获刑，被执行了死刑。但事情还没结束。人口贩运案件往往如此，经过多次转卖，即使人贩落网，寻人线索也有很大可能中断。在2015年11月之前，刑法规定，只要买家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也不阻碍对他们的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后，变成“可以从轻处罚”。

　　对张维平恨之入骨的父母们走出法庭后，只能再一次四处张贴他们的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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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的寻找中，这些人变卖了家里的缝纫机、电视机、汽车、住房。他们把寻人启事贴到电线杆上，也曾印到打火机、火柴盒、扑克牌、衣服或背包上，让它成为别人日用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们尝试过行为艺术——在冬天的公园里一起脱掉上衣，身上露出寻人信息，吸引人们的注意。

　　前些年，肖超华和一些同病相怜者开过一辆“寻子车”，几乎跑遍了中国。车身贴满了走失孩子们的肖像，红底白字写着：“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请看好孩子。”他们真的找到了几个孩子，但不包括他的儿子肖晓松。

　　有些家长连名字他都没问过，但他清楚地记得他们孩子的姓名。因为他们经常互称“某某爸”或“某某妈”。

　　许多人始终不敢更换自己的电话号码，那是孩子在家里记得的。还有人始终不敢搬家，他们要等在原地。贵州98岁的杜虎珍，从21岁开始等待离家从军的丈夫。77年里她独自送走了长辈，养大了孩子。她拒绝离开自己的房子，“我就要在家守着，万一他哪天回来呢？”

　　2017年，肖超华又回到了惠州，开了一家杂货店。他要赚一点钱，照顾他的家庭。惠州是他的伤心之地，他有时候会去孩子丢失的地方、也就是他开过服装店的地方转一转，那个市场已经倒闭了。

　　“我就是要回到这边来等他。”他解释，“因为，他毕竟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没有回过老家，他从出生到丢的时候，一直都在这边。他对这边的记忆还大一点。”

　　虽然他也知道，孩子已经长大了，就算哪天来到这个杂货店买瓶水，自己也认不出来。

　　他甚至希望，假如孩子的养父母看到寻人启事，只要告诉他孩子在哪里就好。“如果他确实是收养我孩子的，我可以给他养。”他说，“我只要知道他活在这个世上。”

　　在惠州，他仍跟当地警察保持联系。他把自己和儿子的图片都给了警方。腾讯公司推出了一种“跨年龄人像识别技术”，他听说腾讯已经与警方合作，用这种技术找回了好几个孩子，尽管他们的面部已经像他的儿子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腾讯形容，自己的技术是一个“时间折叠者”。

　　他最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

　　“最坏的打算是，”这个男人停顿了片刻，说，“找不到就没办法了，找得到就尽量找了。但只要活在世上，就不会放弃。”

　　徐一龙认为，“头条寻人”提高了信息触达关键人的能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降低了做好事的成本。“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善意，只是缺少一次提示。”

　　在辽宁大连，一个外卖骑手遇到了一位走失老人，回家后收到手机弹窗才意识到。他连夜跑出去寻找，并且把信息发给了其他的外卖骑手。最终，一个叫李井凡的外卖骑手发现了老人，他陪了老人大约15分钟，直到家属到来，他接着去派送手上两份延迟的外卖。许金中，安徽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瓦工，为一个到工地躲雨的流浪汉买了一份食物。接着，他从工友那里看到了寻人启事。他次日再次遇见这个男子，立即帮他联系了家人。

　　在一份笔记里，推送过这些寻人启事的一个年轻人感慨：“他们是城市的微小分子，是我们每天通勤路上的陌生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的超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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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些寻人启事里，隐藏着诗人余光中《乡愁》的翻版，“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一个叫史豫秀的台湾人，她的父亲史运生早已去世，她往河南汝州的不少村子写过信，也实地去找过，都没有找到老家。

　　史运生是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的老兵，早在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之前就已离世。他在台湾仍喜欢看豫剧，给女儿取的名字也有“豫”。

　　史豫秀的寻人启事经过“头条寻人”弹窗后，2018年，她找到了那个村子。她这才知道，老家人原来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他们只知道他在战场上受过伤，不知所终，为他在祖坟旁留了块墓地。

　　在祖坟前，扬起的纸灰中，史豫秀双手合十，念念有词：“请求爸爸你的灵魂回归故里。”

　　负责两岸寻亲项目的周思妤是台湾人，她承认，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她没留意过寻人启事，也对那些老人了解甚少。她认识的第一个寻亲者，为她画了一张地图，标出长江、淮河的位置，拜托她去大陆找家。从2017年12月偶尔出现的第一例开始，两岸寻亲迄今已有174个成功案例，绝大多数是老兵。年纪最大的已有100岁。

　　2019年，90岁的张万龙回到了老家河北唐山。老家还有人记得，他的右耳很小，紧贴面部，绰号“半拉耳朵”。这个特征让他得以找到早已更换地名的老家。儿子张建邦说，以前没注意过父亲的耳朵，只知道请来的护工曾说过，他的右耳“挂不上口罩”。当这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归来，拍全家福时，人们站了几排，一起喊的是：“欢迎回家！”

　　而在台湾的一个护理院，从湖南乡下来的王桐华见到了他正在吸氧的双亲。他赴台湾之前，98岁的母亲在视频里嘱咐79岁的儿子：“你要小心不要迷路啊！”

　　周思妤陆续见到老人们省亲，也见到那些已故者的后人，把父辈在台湾用过的印章或是别的遗物埋到祖坟，把父辈在台湾坟前的香灰撒向祖坟。人们返程时通常都会带一点坟前土。

　　“我们这些90后，很多对大陆并不是很了解，”周思妤说，“通过这个工作，我知道，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关系是很难分割的，有这么多亲人的连接。”

　　这件事情让她觉得“有使命感”。“交流总比不交流好，交流就是给彼此更多认识的机会，如果你把交流的东西切断了，你就没机会去认识对方，你的误解还是在，你的偏见还是在。”

　　与两岸寻亲小组平行，另一个小组在帮助各地烈士陵园里的烈士寻找失散的后人。因此，台北出生的周思妤，和她的大陆同事一起，在北京为当年交战双方的士兵服务。70年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只剩下骨灰了。“找一例，少一例。”

　　两岸寻亲小组迄今效率最高的一例，只花了大约15分钟。那位老人1949年离开时，身上只有一张年幼儿子的相片。15分钟，接上了70年前的断裂。2019年，那位辞世多年的老人的遗骨从台湾迁回了杭州。他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