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课堂上，作者的儿子和生物课老师摔跤。作者供图

　　美国没有“快乐教育”的说法

　　教育要减负，有人就说“美国的底层（穷人）才搞快乐教育”；应试教育要改革，有人就说“美国的顶层搞的是应试教育，中层才搞素质教育”。

　　真相如何？故事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首先，美国没有“素质教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快乐教育”的说法，更没有“顶层搞应试教育”的事实。

　　2010年某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教育局局长到我所在的高校访问。

　　一落座，客人直奔主题：“您怎么看美国的素质教育？”

　　我一愣，哈哈大笑：“严格地说，美国不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

　　他打断我：“您说美国没有‘素质教育’？”一边说一边掏公文包。

　　我说：“这个话题非常有趣！美国有我们说的‘素质教育’，但不用这个名字。如果你跟美国人谈‘素质教育’，有人也能从字面去理解，但许多人不知所云。”

　　他给我摊开几张中文报纸：“这不是说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吗？”

　　我一看，乐了。这不是我以前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发的文章吗？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素质教育”。但何为“素质教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时任北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我说，关于素质教育，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还有人告诉我，关于素质教育，她已收集了13种译法。

　　谁最先提出“素质教育”的理念？孙云晓先生曾采访教育部原总督学、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未获答案。至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如何实践“素质教育”？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我也跨洋过海探索素质教育的困惑。基于20多年对教育的观察、比较，我写了本书，分析应试教育的弊端，找寻教育的真谛——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素质教育”。我给书取了个中国名字《素质教育在美国》。

　　那本书让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生动、可操作、神形兼备的实质：激发创新、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善于发现、促发科研、学以致用、植根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

　　当素质教育从理念衍变为概念，就既有了内涵又有了外延。

　　那年，很多人跟我争辩，应试教育就是好。我只好说，建议允许生两胎，一个搞应试教育，一个搞素质教育。20年后，请这两个孩子自己辩论。想辩及不想辩的人哄堂大笑。

　　次年，人们对素质教育已逐步消化，鲜有再质疑者。

　　其实，从美国教授到家长，都不用“素质教育”的概念，是我张冠李戴的。由“素质教育”派生的“快乐教育”，美国人也不这样说。

　　不说，并非没有，只是有实无名而已。实际上，从底层到顶层，无论穷富，美国遍地“快乐教育”，就连只对2%～5%的高智商孩子实施的“天赋教育”（俗称“神童”教育——作者注）也是快乐教育！

　　素质教育是把人的潜能、品性、特质充分发掘、发挥出来的教育，是育化和升华人的素质的教育。那么，怎样才能把人的潜能发掘、发挥出来呢？快乐教育可以，吃苦教育也可以，生存教育、天赋教育都可以。所以，搞素质教育可以很艰苦，也可以很快乐。

　　美国幼儿园的孩子，不在乎“1+1=？”，他们整天都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培养好奇心、想象力、探索精神、创造性、独立性、情绪控制、社交能力、团队精神等。你说这是快乐教育还是素质教育？

　　当然，因孩子成长周期的缘故，越是低幼，竞争的压力和学习的任务越小。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核心素质不断增强，通过进取和奋斗去获取成功的快乐会越来越多。这是人的成长规律，而不是阶层使然。

　　说“美国的顶层搞应试教育”，是一些亚裔家长的一厢情愿，或者是那些连何为“应试教育”都不清楚者想去误导他人。

　　哈佛大学招办主任马林·麦格拉斯说：哈佛每年都收到约500个SAT（俗称“美国高考”）满分者的申请。如2015年，哈佛本科的录取率仅5%，“这意味着差不多每5个满分学生中将有4名被拒绝（此比例的逻辑推断有瑕疵——作者注）。这也说明了其实成绩并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部分，它只能从学术方面反映一个学生的表现。”她想表达的是：哈佛每年都拒绝应试教育的佼佼者。

　　再举个例子，1996年全美有545个SAT满分者。其中365人申请哈佛，但165个被拒之门外，拒收率竟达45%。招2000名新生，容不下这165人。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只有干巴巴的考分，没有活生生的综合素质。

　　2018年，以获最多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学为首的约1000所大学，不再要求SAT或ACT考分……

　　凡此种种，是“顶层搞应试教育”的画风吗？答案不言自明。

　　快乐教育的不快乐

　　儿子小的时候，我嫌美国小学教育太儿戏，整天乐呵呵傻玩，就买了整整一套、每本都地砖般大小的数学课本。

　　课本编得非常简单明了，我让儿子每天自学4页，自己做作业，自己检查。前面太简单，就跳着学。结果，上2年级时，他就自学到了8年级（相当于初中二年级——作者注）的数学。把包括教授们的孩子在内的同班同学，甩了七八十条街(10年后尝到苦果，那是后话——作者注)。

　　可想而知，当时儿子在学校的数学课上有多无聊。于是，他就变着花样在课堂上捣乱。老师问“3+5=？”，儿子说“3+5=24÷3”。全班孩子蒙圈，老师更蒙圈。孩子是对的，但说他对，美国孩子不干了：这中国造的“人脑计算器（human calculator）”到底说啥？

　　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快乐教育和减负会摧毁基础教育！果真如此吗？

　　故事暂此打住。

　　这是S·B·里姆博士整理的“Iowa基本技能考试”全美统考成绩。

　　科目 年级 成绩 年级 成绩 年级 成绩

　　词汇 6年级 72 7年级 85 8年级 88

　　阅读 6年级 67 7年级 71 8年级 78

　　拼写 6年级 71 7年级 84 8年级 85

　　大写 6年级 42 7年级 72 8年级 79

　　标点 6年级 50 7年级 87 8年级 94

　　实际运用 6年级 79 7年级 92 8年级 94

　　数学概念 6年级 81 7年级 82 8年级 95

　　数学解题 6年级 43 7年级 72 8年级 85

　　数学计算 6年级 65 7年级 72 8年级 68

　　综合 6年级 66 7年级 84 8年级 91

　　语言 6年级 110 8年级 119

　　非语言 6年级 102 8年级 110

　　数字的 6年级 114 8年级 135

　　(语言、非语言、数字的3科满分为140分其余100分为满分。)

　　表里的数据显示，除了8年级“数学计算”的68分低于7年级的72分外，所有数据均是“年级越高，成绩越好”。换言之，随着年龄增长，学习难度加大，孩子成绩越好。

　　这个现象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年级越低，学习强度越弱，程度也越浅，所以，成绩会越好；反之，年级越高，学习强度越大，程度越深，于是，成绩随之降低。计算3+5=8，小学生得个100分，很容易；但到了高中，微积分要得100分就难了。这是学习和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甚至是常识和规律。

　　这个“常识和规律”，怎么在美国孩子中却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整个俄亥俄州从4年级到12年级（相当于高中四年级——作者注）的学生各科统考的及格率：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及格率越高。

　　这个违背常识的现象是否仅限于某一州？我一路穷追，不断证实了我的发现：这不是某一州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就像上面那份全美“Iowa基本技能考试”的统考成绩表所显示，美国孩子起跑落后，终点领先。

　　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孩子，越是在低年级，越能领先美国孩子，年级越高差距越小。到了高中，他们与美国优秀的孩子相比，已看不到或几乎看不到差距了。

　　我的儿子很自以为是，美国“高考”SAT-II的数学几近满分。但有一天，他感叹道：“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聪明，而是我们比他们学得早、学得多……”

　　有人说我这个发现是伪命题。其实，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出在“快乐学习”中。

　　快乐学习不是伪命题

　　德国《基本法》（宪法）的第七条第六款，明确禁止给学龄前儿童教授学科知识。美国宪法虽没类似条文，但美国文化也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所谓“学龄前”，就是上“学”去学习学科知识之“前”。

　　美国4岁的孩子基本不懂也不学“1+1=？”甚至也不系统地学绘画。

　　比如，这个美国幼儿园为4岁儿童设计的教案：

　　主题——（色彩实验室的）科学戏剧。

　　形式——在实验室里，孩子们扮演“科学家”去创造新颜色。

　　目的——通过对色彩的理解，学习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的（科学）实验方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孩子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创造的颜色，就找近似的彩色蜡笔“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

　　我问幼儿园老师：找不到近似的彩色蜡笔去“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怎么办？

　　老师哈哈大笑：找得到，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找不到，正好让孩子理解，创造就是无中生有……

　　美国文化不但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知识，而且也不提倡孩子过早进入竞争状态。

　　他们五六岁就开始“玩”足球。所谓“玩”不是在后院自个踢野球，而是请教练、搞训练、打比赛。

　　社区每年都根据孩子的年龄组织不同级别的比赛。教练大多由父母兼任，没几个真会踢球。有时，球滚到我的脚边，我顺便“高俅”一两下，技惊四座。于是，人们纷纷怂恿我当教练，我总是推辞，因为美国人只让孩子在踢球中玩乐，根本不在乎输赢。

　　后来，因教练短缺，可能影响到儿子踢球，才不得不当了一回助理教练。孩子们总是嬉戏打闹，不认真训练。某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秀了一脚“倒挂金钩”，人人（包括主教练）目瞪口呆，我趁机来一通“要赢球”的演讲。主教练顺势“让贤”，去给孩子们送喝的、递吃的……

　　我“夺”权后，按孩子们的特点，确定位置，各司其职。两个最差的队员，只有在我们赢3个球以上时，才让他们上场踢“前锋”——远离自家球门，爱干啥干啥。

　　于是，我们所向披靡，大家都认为准拿赛季冠军。但是后来，我到德国出差，主教练“复辟”，搞快乐足球，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

　　“不输在起跑线”的蛊惑已有些声名狼藉，为了反对减负，又出现似是而非的“警句”：“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现在不吃苦，将来准吃苦”。总之，就是想用“吃苦教育”来代替“快乐教育”。

　　毋庸置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适当地、适时地实施吃苦教育非常必要。只要吃苦教育的时机、形式、内容、目的得当，对培养孩子的情商和道德，诸如意志力、同理心、同情心等，大有裨益。然而，用吃苦教育反对减负，反对教学中的“快乐教育”，就文不对题了。

　　实施“吃苦教育”，必须注意至少三个问题：

　　一、吃苦之目的。如仅仅是冲着考分去强化吃苦，诸如“要成功，先发疯”等，其弊端已见诸报端，在此不赘述。

　　第二、吃苦的内容。让孩子在学科知识上“不输在起跑线”而加压、加量，迫使孩子早学、多学，有害无利。

　　第三、吃苦的时机。即使目的、内容、形式皆正确，但若时机不当，也会适得其反。

　　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思维和行为受到大脑阶段性发育的影响和制约。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发现：2～7岁孩子的大脑处于“前运算阶段”。此时，孩子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缺乏反向的逻辑推理能力。比如，教孩子12+7=19，他可能可以理解，但孩子很难自己反向推算出19-7=12。因为孩子的大脑尚处在知觉集中倾向的阶段，他们只会凭着知觉能感觉到的东西，集中注意事物的一个方面，看不到事物的整体。

　　在这个阶段，把一大堆孩子大脑根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塞进孩子的大脑。结果会怎样？在“前运算阶段”就没少吃“运算阶段”，甚至“形式运算阶段”的“苦”，这不但会引起孩子思维发展滞后，还会引起各种心理问题。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见证儿子的经历——中国孩子的数学甩美国孩子数十条街，但为什么国际最高数学奖（Fields Medal），美国斩获27枚，中国尚无收获？

　　过早浸泡题海，“苦”没少吃，但终点效果不彰。

　　美国到高中才有校际足球赛。想进校队的孩子可自愿报名，但得参加淘汰率很高的“淘汰竞争”的过滤。

　　儿子上高一那年的7月16日，烈日当空，他与200多人参加了“淘汰竞争”。开始是两圈环校跑，接着是三组400米，然后是四组100米折返跑。

　　孩子们已累得歪七倒八，第二轮又开始了：两圈环校跑，三组400米，四组100米折返跑……有孩子跑得晕倒、抽筋、呕吐。

　　后来，儿子参加了球队，进球第二多。但第二年要进球队，还得通过“淘汰竞争”。说是历史已成过去，竞争要从零开始。

　　大概儿子心里想，去年进8个球，队里还能少了自己？“淘汰竞争”走过场罢了，因而没认真准备。结果，这个进球第二多的队员，跑着跑着倒在地上……他被残酷地淘汰了。

　　一个嘻嘻哈哈，一个生死相搏。非常发人深思。

　　有人说，美国高中流传一个数字“4”：每天只睡4小时，喝4大杯苦咖啡，为的是获得4.0的平均分。从北大清华来美国攻读学位的，也普遍感觉极艰苦。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成钢除渣的冶炼炉，经历无数大考小考、课题研究、作业实验……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能不隆重？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谁还冲刺？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而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双方的间距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

　　渔啊，它还是那个“渔”

　　出现“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的“反常现象”，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人们认为：孩子还小，在心理、生理、情感上，尚未具备应对激烈竞争的条件。因此，竞争会毁掉孩子的平常心，使孩子生活在压力、抑郁中，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于是，在小学阶段，美国孩子信马由缰，悠哉悠哉，只在乎成长，不在乎胜负——基本无像样的家庭作业、无班级排名、无成绩排队。甚至初中也还是过渡阶段，待核心素质逐渐强大后，美国的高中生才开始奋发，拼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

　　这就是优秀的美国高中生与中国孩子差距弥合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的原因，还得到我们老祖宗那里去找。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美国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谚。在网上，古谚后面，往往附一小故事：某日，一小孩在河边见一老翁垂钓，鱼已满箩。老翁将鱼给小孩。小孩不要，对老翁说：“把您的鱼竿给我吧！”

　　这个故事本想赞扬小孩聪明。但一个不小心，这个“给”字就泄露了思维的差异。

　　古谚被“中为洋用”地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 (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虽然翻译有点别扭，但抓准了一个“教”字。

　　鱼竿是器物，像鱼一样可以“给”他人；但思想和技能是不能“给”的。“以鱼”说的是“给”；“以渔”无法“给”，只能营造一个环境和平台去“教”、去培养。

　　比如，科学课中关于气象单元的教学，可以有三种设计。

　　其一，老师循规蹈矩地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几个课时，就把所有知识点，像“鱼”一样，快速、有效地给到学生手上。

　　其二，老师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然后，带学生到气象站，把“鱼竿儿”给学生——让他们用各种仪器去预报天气。

　　其三，“研究气象谚语”是美国某小学四年级别出心裁的教学设计。孩子们耗时14周，去证实或证伪某些民间气象谚语。

　　显然，第三种教学方式下，孩子还在“如鱼得水”般不亦乐乎时，早被前面两条“鱼”甩了一个江湖。

　　但慢工出细活。首先，他们得学习研究气象谚语所需的气象知识。其次，要掌握测量和预报天气的工具和仪器。第三，还得去采访附近的居民、农民、气象员，收集民间气象谚语及其看法，并利用所学的现代气象学知识，去证实或证伪这些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气象谚语的正确性。最后，组成正方和反方辩论，再把证实或证伪的气象谚语做成书面报告在学校的“科学集会”上展示。

　　假如头两三个星期，进行书面考试，甚至操作仪器去预报天气，从老师手上得到了许多“鱼”的学生，会得心应手地烤、煎、炸、焖……而那些还在“江湖”里“浑水摸鱼”的孩子，可能连鱼鳞都没摸到。然而，到了第十四周，从老师手上得到的“鱼”，可能已红烧得差不多了，但“江湖”里却已有人“渔”得浪里“百”条了。

　　因为这种“玩法”不停留在让孩子掌握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上；也不满足于让孩子知道用什么仪器去预报天气——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仅是人们已知的东西。而这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

　　虽然，我们早已有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可惜，那只对“以鱼”而言。老师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时因材施教。其实，因材施教更应该对“以渔”而言。这个研究民间谚语的教学设计，是对“以渔”的因材施教，从而使“以渔”和因材施教相得益彰，甚至浑然一体，获得质变的升华。

　　把“科技”看作名词，我们理所当然地教学生课本知识；但喜欢“以渔”的老师，在教学设计中把“科技”看作动词。于是，学生们就去实践、体验、实验、思索、探究。

　　“以鱼”强调“学会”已知世界的知识；“以渔”以“会学”为手段去探索未知世界。

　　“鱼”苦，“渔”乐也。

　　“游戏”一回战争

　　哲学家杜威说：“我们的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网游，让家长望而生畏。我儿子刚上初二时，接触到MUDS这种网络游戏。初中是“童年的天堂”和“青年的战场”的过渡桥梁。美国初中只有两年，初二也就是桥梁的末端。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天堂”的“尾巴”——“战场”的“序幕”，孩子是怎样快乐地“游戏战争”的。

　　历史课老师亨利克布置了一个美国国内战争的课题研究。儿子选“安提顿战役”。根据要求，一是提交论文；二是在班上作汇报；三是制作一个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实物。

　　早期的MUDS是通过文字描述，输入命令来进行全球网游的。开始孩子只是玩，后来解剖了几个程序，发现编程的秘密。于是，他决定设计一个“安提顿战役”的MUD。

　　这个网游计划很疯狂。首先，他要把史实研究透；其次，设计战役的场景和人物；第三，给这些历史信息编个性化的程序——把自己的构思写成一款网游。孩子很努力，自学C语言、JAVA。在提交作业的期限前，终于完成了程序测试。

　　“安提顿战役”的网游采用“穿越历史”的方式，电脑首先出现中学校门，然后是同学们走进教室。游戏里的亨利克老师，简要地介绍历史背景并说：“如果你们想看一看历史的真相，请拿上这把钥匙，打开这扇历史的大门，走进历史去作一个采访吧。”

　　同学们踊跃地要求当采访者。他们操作电脑，让自己走进南军司令部去采访南军司令。司令滔滔不绝地介绍南军的战略战术。到了南军前线，还可看到详细的兵力部署。在北军方面，同学们除了会见司令，还跟一位大个子士兵交谈。大个子告诉这位同学，他怎样搞到对这场战役起决定性作用的情报……

　　整个游戏把“安提顿战役”从大背景到细节，都演绎了一遍。儿子把亨利克先生和班里的同学都“编”进了游戏。大家看到自己出现在历史的游戏中，欢声笑语一阵高过一阵。

　　在编程时，儿子还不忘搞笑，比如，让历史老师穿戴搭配错误的领带和衬衣，手里还拿着网球拍。看到电脑中自己的滑稽像，老师开怀大笑。课题研究因标新立异得了130分（满分100分）。

　　后来，孩子曾一度野心勃勃地想把《三国演义》搬上MUD。

　　上了高一，某天晚饭后，儿子一边关门一边说：“今晚，要参加一个会议。”

　　原来，他已被一家MUD网站聘为“执行总监”，会议是讨论建立新的MUD网站。

　　网站的主人，应该也是个孩子，想找几个既会玩MUD，又会编程的人，组成网游创作组，编最新一代的MUD。

　　我问儿子：“他付你工资吗？”

　　儿子看看我，笑着说：“老爸，这是做来好玩的，高兴就做；不好玩，就走人。没人要工资。我们的最高原则是好玩！”

　　儿子长大后，在曼哈顿当诉讼律师。在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的繁忙的律师工作之余，儿子在编写一个网游。我相信他会成功。因为这是他喜爱的“玩具”。

　　这是一个爱玩网游的孩子的故事。只要得当，网络对孩子的教育可以功大于过。

　　读高中后，我们对儿子实行“目标管理”。让孩子知道网络是工具，是让你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的工具；也是社会化的途径，而不是脱离现实的迷宫。人是网络的主人，不是网络的奴才。

　　杜威的“儿童中心论”，认为孩子是起点，也是归宿。

　　杜威说：“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

　　“玩”的“程序”被天然地写进了孩子的发育“基因”里，没有了玩，孩子就失去了活力，甚至生命力。“玩”对于孩子的成长，就像生长维生素。孩子的好奇探索、想象思维、自我意识、自尊自信、道德习惯、个性特征等都是在和同龄人的玩耍中启蒙和完善的。

　　学校减负，不是为了让孩子到培训班加负。减了负，孩子咋办？当然是玩！

　　玩是孩子的生命，没有玩，孩子也就不是孩子了。

　　减负是教育措施，减负也应该成为一种教育，叫“减负教育”。我们都要学一学，减负的教育理念，减负的教学方法，减负的课程设计……从孩子减负获得的快乐中，寻找和发现儿童教育的途经和规律。

　　注：观点和材料取自系列课程《幼儿园-藤校-顶级律所，那些理儿和事儿》

　　（作者为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中美教育与文化比较专家，在中国出版《“玩”的教育在美国》《高考在美国》《素质教育在美国》等书）